苍茫厚重的陕北高原，同时也是贫瘠和苦难的。在这块土地上进行庄严生存斗争的陕北人，才能做到知生知死知天命。这是一种大痛苦之后的大释然，情动于中而形于言。于是他们把这个大释然言之，言之不足故嗟叹之，嗟叹之不足故歌咏之，歌咏之不足故手之舞之、足之蹈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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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长5464千米的黄河每年承载12吨黄沙，犹如负重徒步的行者在穿越半个中国之后，在壶口之处一改平静之态，咆哮着注入这片土地。
陕北作为黄土高原靠北一线的地域，虽然土壤贫瘠，却依旧养育了一方勤劳奔放的人。这里地广人稀，天圆地方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日出而耕，日落而息，田间地头，随意来上一两嗓子解闷或是传情达意，信天游便应用而生。然而除却广为人知的信天游或是陕北民歌，在陕西北部的延安和榆林等地，每逢庙会、祭祖、寿辰、满月或喜庆佳节，都必须邀请一个特殊的说书艺人前来助兴。说书一般由艺人手弹三弦，腿绑甩板，或是一人击鼓打板，另一人弹弦相辅。一天庙会或是庆典之后，满载而归或是酒足饭饱，只待华灯初上，男男女女就早早相聚而来，里三层外三层地围在说书人周围。这时醒木一响，三弦拨动，鼓声咚咚，方言开篇，唱词娓娓吟来，顿时里里外外鸦雀无声。
《延安十三县》，用最为经典的说书曲调，分别介绍了延安十三县的美食特产和人文，倘若对陕北方言略懂一二的人，必然能从中笑出眼泪。
陕北说书是西北地区十分重要的曲艺说书形式，主要流行于陕西省北部的延安和榆林等地。最初是由穷苦盲人运用陕北的民歌小调演唱一些传说故事，后来吸收眉户、秦腔及道情和信天游的曲调，逐步形成为说唱表演长篇故事的说书形式。陕北说书的传统表演形式是艺人采用陕北方音，手持三弦或琵琶自弹自唱、说唱相间地叙述故事。根据伴奏乐器的不同，或称之为”三弦书”，或称之为”琵琶书”。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，陕北说书在著名艺人韩起祥等的改造下，发展成一人同时操用大三弦（或琵琶）、梆子、耍板、名叫”麻喳喳”的击节木片和小锣（或钹）五种乐器进行伴奏的曲艺说书形式。
陕北说书书词的曲调很多，其唱词通俗流畅，有浓郁的地方特色，除了艺人们特有的开场白或特定的唱词外，几乎不加任何限制，可以由艺人任意发挥。好的民间艺人，在唱词中大量引用陕北民歌、陕北道情、陕北秧歌剧、陕北碗碗腔，甚至秦腔、眉户、蒲剧、晋剧、京剧的曲调，说得上是集各种唱腔于一炉，加以冶炼，然后形成一种别具一格的唱词。曲调激扬粗犷,富于变化,素有“九腔十八调”之称。常用的有“单音调”、“双音调”、“西凉调”、“山东腔”、“平调”、“哭调”、“对对调”、“武调”等。说书艺人善于运用各种不同的曲调来描摹人物形象，表现人物的情绪。
关于陕北说书的起源，推算起来，当和宋元话本及民间的莲花落有关。宋元话本历史已很悠久，故事性、 趣味性很强，至今仍在民间广为流传。但“说话的”只是干说，不用任何乐器伴奏；在陕北农村，是叫做说古朝或说《西游》的。说古朝的人也不以讲故事谋生，只是在业余时间的一种自我娱乐。莲花落，从古代典籍或戏曲可查到，历史也很悠久了。开始，只是乞丐行乞时才敲打的一种极简易的打击乐，边敲边打边信口唱上几句，以引起好心人的同情，以诉说自己的不幸遭遇，求得善良人的施舍。打莲花落，为的就是乞讨谋生。陕北说书在旧社会是盲人的一种谋生的手段，盲人以说书挣几个糊口钱，行似乞讨，和打莲花落也差不了多少。但不再是干唱，而有乐器伴奏；不再是随便唱，而是有了故事，要细说故事情节。不作定论的定义是，陕北说书借用了宋元话本以及其它演义小说的故事，采用了莲花落唱的形式，再添了一件乐器（三弦或琵琶），从而便发展成了一种特有的民间艺术。
陕北最早的说书人，十有八九是瞎子或半瞎子，俗称先生或书匠。说书是他们谋生的一种手段，被人视为下贱的营生，明眼人是不说书的，很长一个时期说书便成了瞎子的专利。他们为了养家糊口，不光说书，还兼搞算命、看病、安神、谢土、保锁娃娃等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活动，长期在外，由残疾人或乞丐拖着瞎子，常年走村串户，以说书为生。随着时代的变化，明眼人也加入到瞎子说书的行列中来，给古老的陕北说书注入新的血液和活力，陕北说书在形式上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，由原来的一人说唱变为两人对唱或多人走唱，所使用的乐器也不再是单一的曲项琵琶或三弦，二胡、板胡、笛子、扬琴等也参与其中，人数与乐器的改变更加拓宽了陕北说书的表现领域，同时也对书中人物的刻画和环境、气氛的渲染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。
“弹起我的三弦定起个音，众位明公仔细听……”，陕北说书是说唱艺术，唱占了很大的比重，艺人们说：“说是骨头唱是肉”。在书场里除了听远古神话、历史传奇、百姓故事，还可以学历史、听新闻，说书人走州过县、见多识广，朝政大事、奇闻趣谈、张长李短等等，他都能给你说的活灵活现，并对那些邪、恶、丑，予以嘲笑和鞭达，对真、善、美大加赞美与颂扬。陕北说书中的每一部书很少有悲剧的结局，这在其它姊妹艺术中是很少见的。
陕北说书，这一民间大众喜闻乐见的说唱艺术，早在三十年代就取得了可喜的成绩。那时陕甘宁边区就开展了改造旧说书活动，对一些宣扬宗教、封建迷信的书目进行改造，高敏夫、韩起祥等人创作了新书《刘巧团圆》、《宜川大胜利》、《翻身记》、《血泪仇》等几十部新书，当时深受边区群众欢迎。
韩起祥从40年代初便开始配合革命斗争编演新书，自编自演了500多个新段子，热情讴歌新人新事新风尚，使得说书在建国前后获得了最大的发展。韩起祥，中国陕北说书演员。男，汉族，陕西横山人。3岁失明，13岁学艺，30岁能说唱几十部书，会弹50多种民歌小调，他的作品生活气息浓厚，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民间艺术特点。他还改革了说书的音乐伴奏，增加了梆子、耍板等乐器，并创造性地把陕北民歌信天游以及道情、碗碗腔、秦腔、眉户等剧种的曲调融于说书中，使这一艺术形式更加丰满。一九四六年八月，韩起祥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为毛主席和朱老总说了新编书《张玉兰参加选举会》，听完书后，毛主席大加称赞。解放后，韩起祥的陕北说书曾风靡一时，他一人就可以说五六百部新旧书，是陕北说书的一代宗师。
陕北说书大师中除了韩起祥，不能不提张俊功。“韩起祥帅，张俊功怪。”这句流传在民间的评价说明，在陕北，张俊功的名字是和说书大师韩起祥并列的。曾在甘泉县文化单位工作13年的西影厂原副厂长张弢说：“韩起祥的嗓音比较激昂，而张俊功的嗓音比较细腻。”
张俊功是陕北说书的一位改革者，一生致力于民间说书，是陕北说书历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。早在上个世纪在70年代，张俊功扬起了改革说书的大旗，把坐场改为走场，把一人改为多人，自成一派。改革后的陕北说书，人物角色分工更加明确，互相酬唱应答，有了身段及表情表演，并且讲究舞台风度、手、眼、法、步等规范。张俊功对陕北说书的改革，使这项民间艺术得以大力发展。
张俊功本是陕北榆林横山县人，祖祖辈辈都靠揽工为生。1932年出生于横山县柴兴梁村，小张俊功的出生给全家人带来了极大的欢乐，但是在他一个月大小的时候得了眼病，因家境贫困无钱治疗导致左眼失明。1940年，爷爷带着全家逃荒讨饭来到延安地区甘泉县，在桥镇乡安家坪村落户。
因为患有眼疾，张俊功不能像其他孩子一样下地干活，所以只能从小拜师学“说书”。建国前，说书艺人被视为下九流，艺人中常常有这样的说法：“东方收了走东方，西方收了走西方。东南西北都不收，琵琶饿成空壳篓。”由此可见，当时说书艺人的生活非常艰苦。
1960年，张俊功进入了延安曲艺馆，由于他从小跟很多位师父学过说书，所以他的说书无门户之见，博采众家之长，在韩起祥等著名说书艺人的指导和影响下，说书技艺日益提高。1979年5月1日，张俊功组织了甘泉曲艺队，在陕北各地广受欢迎。
“日落西山月转东，四海湖上夜吼声，老君爷蹬倒个墨水瓶，把世界染得个黑洞洞。”作家狄马引用了一段描述夜黑的陕北说书，来证明其艺术底蕴。狄马评价道：“陕北说书就是陕北文化的大百科全书。”然而，目前这部“大百科全书”正陷入极大的困境，在电视、网络等传媒带来的艺术多元化的冲击下，走村串乡的陕北说书已经渐失其特有的神秘感和新鲜感。当演出变得越来越困难之后，陕北说书艺人开始来西安谋求发展，他们多在陕北餐馆演出。令人尴尬的是，客人们常要求艺人们演唱陕北民歌，令人叹惋。陕北说书演出萎缩的同时，陕北艺人的生存状况也令人堪忧，张俊功的晚景从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了这点。
曾经给毛泽东说过书的韩起祥，解放后和相声大师侯宝林一样成为中国曲协副主席。同为陕北说书大师的张俊功虽然后来也被推选为延安市曲协副主席，但他一直没有离开甘泉县，晚年生活也很凄凉，直至2008年因病去世，享年75岁。
正如有人说：“苍茫厚重的陕北高原，同时也是贫瘠和苦难的。在这块土地上进行庄严生存斗争的陕北人，才能做到知生知死知天命。这是一种大痛苦之后的大释然，情动于中而形于言。于是他们把这个大释然言之，言之不足故嗟叹之，嗟叹之不足故歌咏之，歌咏之不足故手之舞之、足之蹈之。”于是孕育了独特的陕北文化，产生了土生土长的民间艺术。这些艺术融入了陕北人的生活中，构成了陕北人的生命绝唱。虽然2006年5月20日，该曲艺已经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而这个绝唱能否继续传承，却依旧是一个值得思考和关注的问题。
垫乐及素材：
1：《延安十三县》-陕北说书
2：《十不亲》-陕北说书
3：《三女婿拜寿》-陕北说书
4：《罗成邀功》-陕北说书
5：《大河悠久》- Togi + Bao
6：《蒼き海の道》- Togi + Bao
7：《净地》-肖煜光
8：《请神》-陕北民歌
9:《希望的田野上》-彭丽媛
10:《Secrets》- Roger Subiran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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