幸福的童年是作家最大的不幸，这是海明威说的，他却不知道伟大的汉语文学早有“文章憎命达”的精炼概括。话虽不错，却也没有谁会刻意去追求或者歌颂不快乐的童年，否则也不会有那个著名的“父母皆祸害”豆瓣小组。一个比较理想的家庭，父母并非没有性格缺陷，却总可以互补，让孩子生活在一种平衡之中。我非常喜欢的一段相声，侯跃文、石富宽的《火红的心》，一上来就给人以如此的印象。
歌曲：彼岸
专辑：笑着哭
演唱：汪峰
除夕夜，儿子在家里烧开水，煤气泄漏出去，遇到放爆竹的火星后引发了一场大火。父亲从菜市场回来，正察看现场，肇事的儿子上来要吃的：“妈，我饿……”
母亲伸手就是一个嘴巴：“你瞧你这把火放的，烧得一干二净的你还饿，饿死你都不多！”
父亲立即上前打圆场：“哎，哎，干吗，干吗呀？你要把他吓着怎么办呀？这都祖国的花朵，地方大你知道不知道？”
现在好像很少听见“祖国花朵”的提法了，人们对花园和园丁们都有了不同以往的看法。我佩服侯跃文的演技。梁左说他活路子宽，传统功底身后，而且特别认真，这里，他一人三角，在半分钟的时间里表现出三个人物的性格与相互关系，是相声演员的真功夫所在：孩子是幼稚不知趣的，不懂得要避家长的火头；母亲是感性的、情绪化的，一事当前可能失控；父亲是最可爱的人，他得担当起稳定军心的责任，得及时缓和母子双方对立的愤怒与哀伤。他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，他善于运用自我解嘲打破尴尬，这种能力，这种小小的“捷才”，从心理上挽家庭于危机之中。
一般说到《火红的心》，只讲它是“歌颂型相声”，它刻画父亲的确有明显的“教育大众”意图，本意是让他在周围人的援助中自惭形秽、完善个人道德。他有不少性格和行为劣迹，所谓“小市民习气”，比如发现胡同里有人家着火的第一反应是幸灾乐祸；他曾拆了公家大院里晾衣服的铁丝给孩子做了一个弹弓，让拿着到处去玩儿，结果打碎了对门赵老头家的一块玻璃，两家由此不和。跟他形成对比的，是街坊四邻、街道干部、企业工会及时伸出援手，赵老头主动上门冰释前嫌，让他无地自容，灵魂受到了洗礼。
但这些都无法动摇我对这位父亲的好感。我觉得，在这三口之家构成的性格三角中，童真—感性—理性各据一端，占据核心位置的是一位好父亲，打点家庭气场，给人际关系舒筋活血。孩子出身这样的家庭，大概很难成为大作家。
（2008年豆瓣上创立“父母皆祸害”小组，这是一个拥有近7000名成员网络讨论小组的惊悚名字，“祸害”，80后子女这般形容50后父母。）
我乖乖求学的年代，由于经常出入教师办公室，见识过各种各样的父亲。参加某大型运动会期间，花朵们在室外集训打拳，有很多家长来观摩，在篮球架下端着下巴认真地站着，一半是欣赏，一半是监督。刚才还在扭捏作态的捣蛋分子，看见自己父亲就立刻不做声了，这个时候，尚武的体育老师就会趁人之危，到这些男学生的脑袋、肩膀、屁股上解恨地敲打两下。
当时的印象是，每个以好勇斗狠知名的学生背后都有一个一脸无上权威的爹，正因为他随时展现自己管教的权力，那孩子才会将受到的威压转嫁到家庭之外的别人的身上。假如你觉得受了某人的委屈，最好的报复就是像把初级法院的案子上诉到中级法院去一样，想办法把你的委屈捅给他们家长。就算你不占理也不要紧，家长的第一反应通常都是向着外人的。
伊姆雷·凯尔泰兹在《给未出生孩子做安息祷告》写了自己的经历：孩子和父亲一起坐车出门，每次都要在一个车站下车，孩子提出，如果坐到下一站再下车的话，那么只需往回跑几步路就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。父亲答道“我从不往回走路。我问：为什么不往回走？回答是：因为我不往回走。我再问：可为什么呢？父亲再次回答道：我说过了，因为我不往回走。”
“这坚定不移的语气里必藏着某种深刻的含义，”凯尔泰兹写道，“只不过我无法将其点穿。我完全是一筹莫展，垂头丧气，恰似面对一个公开的秘密而无计可施。”
我那时的“公开的秘密”，就是很多父母把老师视为家教权力的分享者，乐意全力配合，只是这种配合通常只取消极意义，为的是让孩子记牢更多的教训。每次家长会前，我这种特权阶级被老师请进办公室，一边照着成绩单填学生手册，一边脑子里就浮现出一个个家长的容颜来——能给我留下印象的脸没有一张是在笑的。他们很快就要在这一秋后算账性质的会议上接受不对等的信息，然后相互之间就教子之方进行亲切友好的交谈，并就下一阶段的整改计划达成初步意向。他们把成绩排名抄回家里，当着你的面颂扬别人，长他人志气，把你对同学的怨气慢慢撮了上来，仿佛他们的存在分掉了你应得的宠爱。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，谁知道那些被你恨着的人，是不是也恨着你呢？父母嘴里的他人是天堂，在你听来却是不折不的地狱。
萨特在自传《词语》里，写到父母的那些言论简直耸人听闻，他称父亲为恶的化身，说天下没有好的父亲，因为父亲要占有子女，“倘若我的父亲还活着，他会整个儿压在我身上，把我压得喘不过气来。幸亏他年纪不大就死了……”他还刻毒地说，母亲“还没有下流到爱我的地步。”他认定，血缘决定了父母子女之间的尊卑，它证明了人之存在的偶然性、专横性，意味着生而被奴役，死也不自由。
我得一次次用《火红的心》来抵御这个资产阶级颓废文人的影响。这段相声讲述了一个“一方有难，八方支援”的故事，在灾难的语境下，侯石两人把一群可爱的北京人推到了台前：其中有送饺子的王大娘，有送清炖鸡的薛老师，有送喜糖的新婚夫妇，有送毯子的赵老头，有腾房子的耿大爷。他们都是有着“火红的心”的好人，尤其是赵老头，侯跃文模拟那种老年嗓的哑音和蹒跚的步态，能让人生出一种想搀着他回屋的冲动：
侯：这老头拄着一拐棍手里提溜一包，进来之后把拐棍就给靠到床上了，吧嗒，把那包袱一打开，我才明白。
石：什么呀？
侯：里边是一条毛毯。
石：哦 毛毯。
侯：这老头哆哩哆嗦颤颤巍巍把这毛毯就拿起来了……
石：走路很慢。
侯：“跃文哪，天冷啦，这毯子，你先用着，啊，拿着，拿着。前两天的事儿别往心里头去，当时我的态度也不好……”
石：瞧瞧人家！
我把类似的场面抄进作文里，老师很高兴，认为念我的作文有助于净化班级风气。她从未对我的故事进行哪怕一次简单的原型分析，不然她会发现，我只抄了赵老头、耿大爷、薛老师、王大娘的事迹，唯独没有把最可爱的人——那位物质和精神上得到双重拯救的父亲——写进去。侯跃文努力塑造了一群体现社会主义道德的他人，可我喜欢上的偏偏是“他”自己，一位拥有草根的真性情的父亲。刻画他的性格，超出了一个没有小说创作天赋的中学生的能力范围。
他为火灾郁闷，但照样有兴致玩黑色幽默：“您看我这只鸭子，都成烤鸭子了”；他知道偏袒儿子，就自嘲地说是保护“祖国花朵”；他像所有男人一样平时都死要面子，可是一旦被打动，他真能放开了哭；当一群小孩闯进屋子，送来五花八门的鞭炮时，天呐，这个父亲把愁云一扫而空，像个大活宝一样跳进除夕狂欢的行列里。他不顾为父之尊，跟自己的孩子抢鞭炮玩：“我连着放了好几个……把我们孩子急的：爸爸，爸爸啊，你给我留俩吧！”
这类奇葩真是相声的天穹里飞舞的黄金，就像那个老掉牙的笑话里讲的，他们会跟孩子一起上树偷苹果。我偏爱他们，不管能否为祖国培育出有用的人，他们至少不乏味，不缺少与人乐乐的兴趣。《火红的心》里的父亲没有高大的人格，却活得比谁都真，他依旧被浪漫主义、乐观主义的叙事话语包围着，但他的率性硬是从一个时代的陈词滥调里提取出日常生活的滋味，他让我们看到一个家庭可以有怎样跌宕起伏、富有戏剧性的情节，在大灾当前依然能鸣响变奏：玩笑，洒脱的自嘲，往往比渗透悲情的守望相助更有感染力。
说句题外话。侯跃文先生辞世一周年之际，我在电视里收看大地震后的救灾报道，四川的难民们也像受过教育的懂事的孩子一样，忆苦思甜一番后都忘不了连声的“感谢……”我忽然想起《火红的心》的“底包袱”：耿大爷和遭灾的一家三口合凑了一首诗，一人一句。头三句很规整：五讲四美结硕果，灾后生活安排妥，鞭炮声声除旧岁……正说到这儿，“我们孩子回来了：爸爸，明年咱家还着火！”
相声到底是在“造梦”。孩子的话当然是夸大的虚构，然而换入一个现实的语境，我们却无法一笑置之。纯属无意地，《火红的心》闪现了巧合的威力，抑或是天意早早设下的奇妙反讽。我真怀念它，这朵“歌颂型相声”里的奇葩，还有那位侯耀文之后，再无人能够重现的奇葩父亲。（责任编辑：代金凤）via
